近代文化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积淀丰厚、绚丽多姿。其中战国时期白圭提出的为商四德“智勇仁强”，总括了中国商业文化史上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与儒家推崇的君子三达德“智仁勇”、兵家倡导的为将五德“智信仁勇严”等有共通耦合之处，以中国式话语体系构建了中国商业文化的主体框架，是工商业者传承数千载的群体性共识。

　　“智足与权变”的求是创新精神。进行商业活动，既要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有深刻正确的判断，掌握经商的基本规律，还要能够根据时势变化采取适当对策，主动应变、积极创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总结的“诚一”之道，揭示了洞悉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本方法。所谓“诚一”就是聚焦和精进，只有聚焦主业、全力以赴、专心致志、持恒精进，才能对事物本质和规律认识透彻、达到超越群侪的高度。正是本着“诚一”之道，我国古代商人经过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阐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这就是《计然之策》和白圭根据周期性变化判断年景丰歉和粮价涨跌，并通过认识供求关系变化预判价格波动。识变为应变，求新以创新。中国商业史上的创新案例层出不穷，例如信用制度从汉代以来不断发展创新，北宋前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这种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

“勇足以决断”的稳健进取态度。勇敢无畏、决策果断、积极进取是抓住商机发展事业的必备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勇”绝非不计后果的单纯胆大，“决断”更非不惜代价的一味蛮干。勇敢是有前提的，决断是有依据的，勇而有谋、断而有据才是真正勇者。这方面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积累了三个有效方法。一是有备而战。如《计然之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就是大旱之年要备好船只，大涝之年要备好车辆。二是审时度势。如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金融借贷业者无人敢借钱支持朝廷，唯独无盐氏对局势有清醒判断，勇贷千金，一年获利十倍。三是利用波动。如白圭的经营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逆向思维，反向操作。

“仁能以取予”的和谐共赢追求。取予以仁对内的表现是不以雇主为本位，而是崇尚雇主与员工的合作与和谐。白圭能“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就是对内和谐的实践表率。正是基于休戚与共的企业组织理念，晋商很多合约强调企业乃“东、伙养生之资”，从而设计出了“银股”、“身股”等合伙协作、利润分红时权利相等的制度安排。取予以仁对外的表现是强调企业必须对交易者、弱势群体、国家民族承担社会责任。坚持伦理道德、体现人文关怀、批判见利忘义、鄙夷不义之财，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贯穿始终的高扬旗帜。从弦高退秦师、卜式捐家财，到近代工商巨擘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等“实业报国”、“实业救国”，商人们不计个人得失、报效国家、毁家纾难的感人壮举史不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