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富国

汉代思想家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重视发掘我国古代商贸经济思想文化遗产这个思想宝库，做到“古为今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服务，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思想和政策也要“西方化”。事实一再告诉我们，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体现民族的特色，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十分重视从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今天的年轻一代，包括企业家和研究学者，对我国古代商贸经济思想知之甚少，甚至还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一无是处，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于是不加批判，不加区别地一概吸收，“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对自己的祖宗一无所知，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沼，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商贸经济繁荣漠然视之甚至怀疑其存在与否，连古文都读不通就妄言古代中国没有商贸经济思想，至多只有商贸政策，所提的经济观点和主张，要么拾人牙慧，要么片面脱离实际。我们主张在解决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上，应坚持“以我为主”，强调在“洋为中用”问题上，主张科学地总结自己民族几千年经济发展的经验，这就应该包括我们的今天和昨天，也就是既要总结好我们现实的商贸经济管理经验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要总结好古代中国商贸经济思想和商贸政策。
本文关于古代中国商贸经济思想及其政策考辨及析辩的目的在于梳理出古代中国商贸经济思想及其政策的不同形态及其演变的轨迹，告诉一个了解中国古代商贸经济思想及其政策发展渊源的脉络，以便为溯探、述略出中国历代王朝的商贸经济政策管理模式并牵引出一条思想萌发和理论形成的线索，以使我们更好地服务我们今天的时代命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重农抑商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商业的国家之一，《易经·系辞》中最早记载了我国商人的活动：“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在早期的古代社会，商人地位并不低下。“重农抑商”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一种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开始松动，独立的商人相继出现，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商业发展，许多大商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比如：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齐国国相管仲、齐国大夫鲍叔牙等，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在当时人们已经对商业有了粗浅认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想要快速赚钱，还得发展商业，重视商人。战国中期，统治者们对工商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甚至将工商称为“五蠹”，“重农抑商”的思想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先秦商鞅将“本末”与农、工、商结合使用后，“农本工商末”概念逐步形成，“重本抑末”的经济主张和政策更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农、工、商产业所持的基本态度。两千余年来，凡是谈论农、工、商等问题，特别是制定有关商贸政策的人们，大都与此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在古代中国典籍中，将“本末”这对词语与农、工、商问题结合使用，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特殊语言形式。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巨大发展，改变了社会各阶层的实力状态，因而要求将重农抑工商的问题提上政治日程。“重农”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产业经济思想，以“本”或“本务”来代指农业，不外乎强调农业产业在社会产业经济中的根本意义；而“抑工商”思想的产生，则是战国以来对待工商产业态度的重要转折。最初人们一般用“末”或“末作”来表示工艺技巧，到战国末年，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韩非（公元前约280一前233年）才进一步将“末”的外延从“技巧”扩大到“工商游食之民”，形成了“农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从此，用“重本抑末”来表示重农抑工商产业的思想观点，便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和历代封建王朝对待农、工、商产业的基本态度。